美国的中产阶级已经严重萎缩 中美发展中产的挑战和前景

原创 admin  2020-11-16 17:26 

2020年的美国大选将告一段落。虽然当选总统拜登还需要在法律和美国的程序予以确认,大多数国家在世界上已经基本接受,美国将在未来四年内进入拜登时代。与特朗普不同,拜登是美国的高级政治人物,尤其是在外交政策领域。预计拜登的政策将恢复美国传统,并重视政治规则。因此,总体而言,会有相对稳定的期望。

尽管中美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拜登表示,他将在核不扩散,公共卫生和气候变化等中美共同利益的问题上进行合作。同时,拜登将其外交政策定义为“中产阶级外交政策”。

美国人喜欢使用“中产阶级”一词,我们称之为中等收入群体。当前,中美实际上有一个主要的共同目标,即发展和壮大中产阶级。

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美国曾经发展和扩大了中产阶级,但自1980年代以来一直停滞不前,并在进入新世纪后逐渐萎缩。因此,美国的经验似乎表明,人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中产阶级以后,他们将永远不会保持这种地位。他们可能会再次沦陷甚至陷入贫困。而且,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制造业的衰退与亚洲制造业的崛起密切相关。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在中美竞争的下一阶段,很大程度上将反映在如何确保中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上。谁能成为一个大的中产阶级,谁就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未来。

美国的中产阶级急剧减少

当拜登当选的奥巴马政府的副总裁,2008年12月,他意识到,在美国中产萎缩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并表示将致力于发展和壮大的中产阶级。但是,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产阶级仍然停滞不前,甚至在美国,民粹主义也在上升。但是,2020年美国大选表明,大多数中产阶级确实投票赞成拜登。这也是拜登在共和党候选人胜败之前获得五百万张选票的关键。

据美联社报道,2012年,中产阶级约占美国人口的51%,而1971年为61%。在1970年代,中产阶级占美国收入的62%,而较富有的美国人占29%。到2010年,中产阶级的收入仅占国民收入的45%。当时,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研究表明,有85%的中产阶级美国人说维持生活水平比10年前更加困难。 3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家庭状况比2007年经济衰退开始前还要糟糕。

如图1所示,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自1939年以来,美国的制造业工人人数最多?答案是,1979年6月1日,这一数字为1,955万,占非农业就业的21.7%。但是,从制造业在非农业就业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来看,高峰出现在1943年11月1日,占38.8%。

从图1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直接导致了美国制造业数量和比例的急剧上升。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制造业的比重一路下降。但是,一般而言,从1940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尽管制造业在非农业就业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了,但是制造业的数量却在增加。但是,在1980年代,制造业的数量和比例一直在迅速下降。

进入新世纪后,有两个快速下降的阶段。首先,从2001年到2007年,制造业工人的数量迅速减少,从1700万减少到2007年的不足1400万。其次,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制造业工人的数量在2010年2月降至1145万。在21世纪的前十年,美国的制造业工人数量减少了约550万。从2010年2月开始,尽管比例仍然下降,但美国制造业数量实际上略有增加,从不到1150万增加到2019年11月的1287万,这反映了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的良好复苏势头。

新冠疫情暴发后,制造业人数再度快速缩小,甚至出现了直升机式的下降。4月,美国制造业人数减少132万。2020年10月21日,美联储理事拉尔·布雷纳德在“后COVID全球经济政策挑战”专业经济学家协会年度在线会议上发言时表示,截至9月,美国非农就业总人数已恢复了3月和4月失业人数的一半左右,但仍低于2月水平约1100万个就业岗位。永久性失业人数自2月份以来一直在上升,9月份达到380万人的水平。因此,尽管在经历新冠疫情最初的毁灭性打击后,经济有了强劲反弹,但迄今为止的复苏极不平衡,未来的道路也极不确定。

舆论讨论更多的则是美国中产阶级收入水平停滞不前。法国学者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已经深入讨论过这个问题,认为是资本和劳动的收益不成比例之故。图2显示,1990年以来,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年度工资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以2019年不变美元计价,获得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假设年龄在22至27周岁之间)的中位数收入大概是4.5万美元,高中毕业生的中位数收入只有3万美元。2020年,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美国的人均GDP大约为6万美元。显然,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幸福感不强。

美国中产阶级萎缩的挑战

以1979年为分界线,我们能显著观察到美国的分水岭式的变化。在此之前,美国的价值观立足于中产阶级,在此之后,美国的价值观变得更加崇尚金钱。在此之前,美国和西方凭借占据全球70%的经济总量,将美国的生活方式传播至全球,成为了一种值得效仿,并且在意识形态和价值上越来越主导的模式。这不仅塑造了欧洲的生活方式,也对亚太地区的不少国家和地区影响深远。

经济学家喜欢说的是,20世纪80年代开启了美国金融化的进程,华尔街的力量开始大幅度上升,美国失衡了。如果用国际关系学科的话说,那么20世纪50年代开始形成的“内嵌式自由主义”已经脱缰了,美国在海外的生产和拓展已经不是以国内的妥协为基础。

长期而言,美国的上层与中下阶层开始脱节,以至于美国外交关系学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呼吁,美国的外交要始于内政。膨胀的资本家,华尔街的野狼们,最终导致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并在政治上形成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的话说,美国已经是1%人拥有、享受和主导的国家,这样的体系不可持续。最终这一体系崩溃了,标志是催生了肆无忌惮的特朗普总统和特朗普主义。

另一种说法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经济结构显著地开始服务业化。宣扬新自由主义的一套学说体系开始在美国扎根,这套学说认为从农业转向工业,再从工业转向服务业,是一国发展的必经阶段。美国走向服务业,就业的创造主要来自于服务业,诸如教育、健康、休闲、零售、信息和金融等,因而更加重视非实体经济。然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发后,这套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也遭到了质疑和批判。

受冷战后新自由主义,特别是华盛顿共识的影响,很多发展中国家将发达国家看作样板,盲目地追求融入经济全球化。

例证之一,20世纪90年代很多国家签署了吸引外资的双边投资条约,结果一出现问题就被跨国公司告上了国际仲裁庭,赔偿款高达数十亿美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以印度以及一大批南美国家为代表,开始了退出和重新谈判双边投资协定的新浪潮。

例证之二,很多国家盲目追求产业的服务业化,过早地退出了工业化。哈佛教授罗德里克用“过早的去工业化”来形容这种发展战略,认为其导致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收入停滞不前。显然,如果不以中产为目标,西方国家容易走入死胡同。

从这个意义上说,拜登上台后以恢复和振兴中产为核心目标,从某种程度上说抓住了要害。不过,需要再次加以强调的是,认识上看清楚了,并不完全能够转变实际的政策。这既取决于美国的政治博弈,也要看外部世界对美国的看法。在对美负面情绪和反美主义盛行时期,美国事实上没能纠正这种错误。

中国已经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

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我国目前有4亿人口属于中等收入群体。从人口规模上看,这已经是全球最大的。

2019年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首次指出:“我们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国家统计局做了内部测算,2017年已经超过4亿人,2018年需要进一步测算,还会增加。我们的标准是什么?中等收入群体是有测算标准的。以中国典型的三口之家的年收入在10万元-50万元之间,中国有4亿人,有1.4亿个家庭,有购车、购房、闲暇旅游的能力。所以,消费对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增长形成了有力支撑。”

但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 显然,多数人不会认为,月均收入低于1000元人民币的群体,具有国际消费能力。

在企业看来,推动中国发展的动力主要是具有消费能力的人口。但是,企业家对中国究竟拥有多少有购买力的群体仍有不同意见。如曹德旺认为,中国只有2亿人具有消费能力;而宗庆后认为,中国过去的发展主要靠4亿中产阶级的消费支撑。

2020年11月4日,在上海进口博览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时,中国领导人指出,中国人口14亿,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是世界上最具潜力的市场。

许多学者建议,在2021年建设小康社会之后,中国政府应将未来10至15年的发展目标定为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一倍的计划。 1961年至1970年,日本政府还制定了国民收入加倍计划。 1968年,日本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第二大经济体,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到2020年10月底,“第十四个五年计划”和2035年的长期目标提出,人均GDP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将显着扩大,这实际上是收入翻倍计划的中文版本。

中美发展中产阶级的挑战与前景

进入21世纪初,美国的制造业数量迅速下降,这也是中国贸易迎来30%年均增长率的黄金时期。美国经济学家反复研究了这段历史,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美国损失的500万个工作中,约有五分之一归功于中国。换句话说,国际因素在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中所占的比例相对来说并不重要。五分之四的因素来自美国。因此,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加关注国内因素。

但是,通过将美国的政治两极分化和经济衰退归因于外国竞争来调动政治资源总是更好的选择。结果,在美国媒体报道之后,包括美国某些政治家在内的一些美国学者开始将美国的问题归咎于跨国公司和中国的避税行为。在王牌管理时期,许多跨国公司通过大大减少返还给美国的资本税而被吸引返回美国。但是,这部分资本主要是从欧洲返回的,并未进入美国的实体经济,而是涌入了美国的股票市场。尽管提高了股价,但是这部分收入最终以股息的形式进入了公司的管理层,导致贫富差距拉大。

从数据看,中美贸易额在美国贸易逆差中的比例已大大降低。未来是否有必要继续减少贸易逆差?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讨论不多。一个参考意见是,冷战结束后,德国和日本约占美国贸易逆差的10%。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数据,中国的经济总量到2020年已经是日本的三倍,预计到“十四五”末将增长到3.8倍。因此,10%可能不是中美贸易逆差比例的目标值。

无论如何,未来中美贸易失衡仍将是一个重要问题。美国制造业会继续下降吗?如果制造业下降,那么美国将无法在一夜之间解决中产阶级的问题。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充分注意到了经济从实体到虚拟的危害,中国政府一再强调金融应服务于实体经济。另外,近来学术界对早期的工业化产生了反思,认为中国仍然需要巩固工业化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的发展是否能够丰富人民的钱包是一个非常基本和核心的考验标准。

鉴于中国仍然有超过6亿人的月收入不足1000元,我们的发展路途遥遥。幸运的是,在20年前,中国的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元,但现在已经超过10000美元。尽管我们很难在未来30年内重现这一增长率,但根据大多数机构的预测,到2035年,中国的人均GDP预计将达到2万美元。届时,如果中国有十亿人口能够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中国社会将成为一个更加稳定和和谐的橄榄型社会。一个基于实现中国梦的中产阶级社会也将形成一种有吸引力的中国生活方式,这将极大地影响周边国家甚至世界对中国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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